我国的城镇化已经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发展。在城镇化的下半程，我们该怎么走？

10月9日，在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、新华网思客主办的参事讲堂上，三位城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度解析。

城镇化下半程发展，谁来引领？

我认为，城镇化下半程任务仍然非常艰巨，城市是所有问题，包括社会问题、经济问题的本质所在，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。

在城镇化的下半程，我们要以城市群来引领城镇化的发展，应该启动大湾区战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；更多地使用5G、人工智能、智慧城市、无人驾驶等突破性的新技术来促使城市能够更加绿色、更加宜居；通过城乡的生态修复、人居环境修补、产业的修缮，使我们的经济可持续、平稳发展；通过国家中心城市建设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多地聚集高等资源，发挥我们国家体制和文化的优势。

在城镇化下半程这些已经提到的新投资领域，据我们预估将会涌现30多万亿新的投资机会，这些新的投资机会是传统投资里没有的，这是我们经济持久、快速而且抗波动发展的利器。

城镇化下半程与上半程相比，动力在哪儿？

城镇化的上半程和下半程有显着区别。在上半程，推动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是工业化，而在下半程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，逐渐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到以第三产业为主。这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资产的拉动作用显着下降，比如厂房、设备扩张等。

在城镇化上半程，投资的增长速度往往是GDP增速的两倍。在过去的30多年我们固定投资的增长率一般都是两位数。但城镇化的下半程有一个特点，是一种结构的转换，一种提升。投资仍然有，但达不到两位数。今年上半年GDP投资和固定投资增速都已开始慢慢收敛，两个都是在7%左右。

城镇化下半程的动力在哪里？我觉得要寄希望于创新。创新的群体、平台更多还是在城市，尤其在中心城市。怎样发挥中心城市激活创新群体的创造力？这对城镇化的下半程而言更为重要。

当然也有一些新兴投资产业，像银发产业、生态修复等，还有教育、休闲产业。但是真正的内核恐怕还是在于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。这个环境既包括软的制度环境，也包括硬的适宜创新人才集聚的空间，让创新回归现代都市。

城镇化下半程，到底什么变了？

关于城镇化的上半程和下半程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区别：

一是速度。下半程是城镇化降速的过程。30多年来，城镇化率大致每年增长1个百分点，下半程估计很难保持。因此，我们在城镇化日常推进过程中要考虑这个现实情况，不能像过去那样，大干快上推进城镇化，这样的时代背景已经结束了。

二是城镇化的质量问题。城镇化上半程主要追求数量，通过农业转移人口，进城打工，转为城市户籍等方面。我想在城镇化下半程这个潜力不大了，主要重在城镇化的质量上。

现在城镇化质量地区差异非常大，大城市非常发达，中西部农村地区则相对落后。我们的基础设施在中西部广大中小城市非常欠缺，基础设施跟不上，中西部如何获得发展？这是城镇化下半程解决质量问题要着重解决的。

三是城镇化结构性的变化。在城镇化下半程，集聚和扩散这两种力量都存在。集聚和扩散导致城镇空间形态出现多样化的趋势，东部三大城市群已经比较成型，还有许多二线城市纷纷扩容，搞得规模也很大，这也是城镇化空间形态的一种反映。

四是城镇化的动力问题。上半程工业化主导，同时带来了环境污染、资源短缺这些问题。下半程我们国家的经济已转型，以服务业为主导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形态。目前，第三产业的GDP在统计上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，这就表示了一种发展趋势。

我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潜力非常大，在这方面我国处在刚刚起步阶段，跟发达国家比起来尚有差距。我们已经到了发展服务业的时代，如何向服务业转型，这需要一个系统的政策和顶层设计来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