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是郭老师驾鹤西去的第七天。直到现在我们才能稍微平复一下心绪写下这些回忆郭老师的文字。以她的学术成就和行业威望以及对中国建筑界未来的长远影响来说，尊称她为“郭黛姮先生”是最基本的敬意，但我们还是习惯以“郭老师”来称呼她，这既是延续自我们跟随她研读博士时候的习惯，更来自于她天然地给我们以师长的亲近感。郭老师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如此之多，不论做事还是做人都有太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，这里仅拾取几个片段，在此悲痛之际聊以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。郭老师为人朴实，我们的文字也尽量以贴近郭老师真实的语气来写，不做修饰。

回忆1：家国情怀，物我两忘

郭老师一直有极浓厚的家国情怀，也极度爱惜清华名誉，并以此时时自勉。几乎在每个项目的内部讨论会上，郭老师都会告诫我们：“一定要好好想，努力找思路，不能让国家和人民的钱白花，规划出来的东西，设计出来的房子，得让大众满意，得有社会效益。”她还会说：“哎呀，甲方给了那么多钱，我们得好好设计啊，可不能浪费资源！”郭老师一直用言传身教向我们展示清华人的“又红又专”，“红”不是口头上说说的意识形态理论，而是一种“天下为公”的执着，“专”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深入探究，也是一种将研究转化为落地实践的执着。直至弥留之际，郭老师心心念念最多的，依旧是中国的文化事业，赤诚之心，让人感怀。

2009年郭老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圆明园资料

2006年，郭老师带着我们在清华同衡成立了工作室，但她一直觉得“郭黛姮工作室”这个名字过于突出她个人，工作都是团队一起做的，是大家的集体功劳。2009年郭老师积极推动将工作室变成核心所，成为同衡的“建筑与城市遗产研究所”，旨在规划院的体系下，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方式，组建一个更加稳定长期的科研和设计的专业队伍，托举年轻人迅速成长，以清华企业一以贯之的“产学研相结合”路线，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设计实践，以实践经验促进研究的深化。

回忆2：嵩高维岳——“天地之中”申遗

作为中国传统文化“五岳”之中的“中岳嵩山”，与其他名山不同，嵩山区域的文物点分布范围广，时间跨度从汉至明清，且类型丰富，礼制建筑、宗教建筑、教育建筑、科技建筑等均有重要案例在这一区域分布，如此复杂的文化现象，要用一条简明的主线串联起来，阐释其“突出的普遍价值”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郭老师的脚步，走遍了嵩山及周边的大小文物点，以扎实的调研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，提出了“天下中心”“政治中心文化区”等等概念。“这么多不同的建筑群聚集在一起，可不是三教融合，木构建筑、砖石建筑也只是表象。因为这里是周公定的‘地中’，又是距离历代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最近的一个名山、神山。观星台是科技建筑，嵩阳书院是教育建筑，这可比单纯的宗教名山更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初始特点。”郭老师以敏锐的观察力，将一贯认知的中岳庙为宗教建筑，纠正为礼制建筑，理顺了在“中”这一概念下，这些不同类型的建筑群在嵩山区域聚集、传承的根本原因。最终郭老师与河南和全国多位专家泰斗经过多次研讨，“天地之中”这一概念，成为嵩山申遗的核心论点，为嵩山历史建筑区的保护和申遗工作，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并持续影响着嵩山文化的后续研究工作。

2010年郭老师在嵩山调研（覃海摄）

这种对于关键问题深刻的洞察力，在郭老师的工作中时时闪现，体现着郭老师不囿于陈规的治学魄力、专研精深的严谨态度和宽广宏大的学术视野。

回忆3：移天缩地，圆明重光

郭老师有深深的圆明园情结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郭老师就在开展对于圆明园的研究工作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珠海圆明新园的建设，是郭老师这一情结最初的落脚点。

珠海圆明新园，是中国文旅融合主题公园的先驱，在圆明新园的规划设计中，郭老师挑选了圆明园内十余个最具代表性的景区，结合地块山形水系，巧妙布置，融古典皇家建筑群、江南古典园林建筑群和西洋建筑群为一体，从落成就成为了珠海最受欢迎的景点，如今开放已经25年，仍然是珠海人民喜爱的城市公园。

但是，限于技术和各方面条件，圆明新园并不是郭老师圆明园情结的终点，多年来，郭老师一直以圆明园课题作为教学工作的一环，并主持了圆明园内多项文物保护工作。她走进圆明园的荒草丛中，从仅存的砖石遗存中，寻觅着一个又一个景区的痕迹，为圆明园这样的瑰宝没有办法让更多人认识而遗憾。

2001年郭老师考察圆明园遗址（郭老师生前提供）

圆明园碧澜桥修复工程（郭老师 摄）

“数字圆明园”是郭老师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另一个重大创新，给圆明园这样一个“消失的遗产”一个重现辉煌的机会。这个项目，不同于以往对圆明园进行影视化的视觉呈现，而是圆明园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和呈现。秉承郭老师一以贯之的严谨精神，在多学科协作下，以构件级精度，虚拟搭建圆明园的每一栋建筑。一梁一柱、一草一木、每一片贴图、细部做法，都经过认真的考据。

“圆明园是中国古代建筑和古典园林的‘基因库’。看看这些（遗址），别说老百姓看不懂了，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圆明园的，有几个能看出门道来？圆明园是大家的，它长什么样得让全社会都知道。”

“数字圆明园”项目是郭老师创新精神的一个体现，这一精神贯穿郭老师研究和设计实践工作始终，无论是六和塔的保护，雷峰新塔的设计，还是数字圆明园项目，都是郭老师对于当时新技术发展理念的学习和理解，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，融会贯通的成果。

2013年，“数字圆明园”项目在海淀区、圆明园管理处、清华大学和清华同衡的共同支持下，孵化出“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”和“数字圆明科技有限公司”，专注于遗产数字化的研究与开拓，继续在圆明园数字化和推广运营领域发展。郭老师将公司的运营管理工作都放心交给年轻人大胆尝试，她依旧将全部精力专注在为推动研究进行滚动积累、为研究成果提供实践检验的机会。

数字圆明园研究框架模式图（北京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提供）

2012年郭老师试用数字圆明园展示系统（郭老师生前提供）

在进行数字虚拟保护展示的同时，郭老师也在对园内遗址本体展开各项保护展示工程的实践，提升着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展示水平。

回忆4：神都之缘——开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洛阳模式

2008年，洛阳市文物局来清华同衡拜访郭老师，提出一个邀请和一个议题：隋唐洛阳城的明堂、天堂遗址能否参考杭州雷峰新塔的模式进行保护展示。当时正值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”体系即将公布的前夕，洛阳作为十一五全国大遗址两个保护展示示范区之一，承担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。洛阳市已经完成了定鼎门遗址保护展示建筑，也编制完成了总体保护规划，但是下一步如何走还需要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强大的实践推动。

郭老师以七十多岁的高龄，在几年间一遍遍踏勘隋唐洛阳城的每处遗址。她前瞻性地指出：隋唐洛阳城的保护和展示两者不可偏废，“咱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让人看得懂，不能是专家自娱自乐，得让人感兴趣，感兴趣了就会来，来了要能看到真遗址，都给捂上了可不行”，但是也要控制工程量，“不能搞太多，建那么多房子太浪费”；古代洛阳的保护，要跟现代洛阳的重塑深度结合。

经过多年的实践，郭老师带领我们完成了一系列遗址保护展示建筑，明堂、天堂、应天门不仅仅重现了隋唐洛阳的中轴线，更重塑了洛阳市面向未来的文化之轴。它们不仅露明展示了一千多年前的遗址，更成为今天的“网红”地。今天，这条轴线上更多的文化节点也在稳步推进。

九十年代，郭老师在国内率先引入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经典《威尼斯宪章》理念用以修复杭州六和塔。现在，郭老师在洛阳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工作，与其他文物工作者的成果一起，形成了大遗址保护的“洛阳模式”，为国际提供了一种新模式、新类型。

作为学界巨擎，郭老师带领团队还先后承接凤阳明中都、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北魏代都盛乐、新疆库车龟兹等古都遗址的规划和设计，作为专家参与北京中轴线申遗、杭州南宋临安城、沈阳盛京城等一系列古都遗址的研讨论证工作。

2009年郭老师在天堂遗址现场调研（孙闯 摄）

隋唐洛阳城应天门、明堂、天堂保护建筑（洛阳文保集团提供）

回忆5：传帮带

郭老师一直认为自己的首要身份是教师。在清华同衡承接的所有实践项目，对她而言是验证学术研究成果、服务社会大众、繁荣国家文化事业的实践行为。对待团队，她从来没有领导和员工的概念，而是以“传帮带”的态度立德树人。她常对我们说，年轻人把自己的大好年华拿来跟我们做事，得对得起大家，要让他们学到东西，这样以后不论他们再去哪，都有一身本领，都能做出更好的东西来。

2015年郭老师在指导设计工作（郝颖琨 摄）

郭老师的思想，是对梁思成先生实证研究方法的延续。她认为，建筑史研究，不该仅仅在书斋里查找文献，更应该走到现场，走到实践中去。一梁一柱、斗栱尺度、一小片雕刻或者彩画的细部纹样，都不是简单地照搬史料和实例，也不是脱离历史和文化的空想，而是从设计和审美的角度出发，以研究的精神，精心推敲，每一个建筑作品，都是研究工作的凝练，每一项研究成果，都是对实践的总结。

认真严谨的治学从业态度，体现在郭老师的每一项研究、每一个工程中。这种精神，使得她为了一个数据，可以忘掉假期，孤身一人钻进六和塔的夹层，复核梁枋尺寸；七十多岁高龄时，她仍然不辞辛劳，坚持实地踏勘，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圆明园、嵩山的每一个角落。

2021年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（作者自摄）

巨匠已逝，但她的深厚家国情怀、宽广学术视野、严谨治学态度，以及在遗产科学和数字遗产方面的开拓创新精神仍将熠熠生辉，激励着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、传承和创新的事业上，坚定信念，不断前行！

作者 | 肖金亮、殷丽娜  清华同衡 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建筑与城市遗产研究所